冯玉祥行为古怪，在北洋民国时期最是有名，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来，让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
有一次，北洋军某些旅长级别的军官，在北京一家饭店吃饭，在座的军官各自叫了一个妓女陪酒。冯玉祥应邀到场，一看是这样的情况，他转身就走。顷刻，冯玉祥从街上拉了一个讨饭的老女人进来，陪他入席、就座陪酒。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女人一入席，同席的旅长们纷纷大倒胃口。场面十分尴尬，结果闹得宴席不欢而散。（参《刘汝明回忆录》第24页）
冯玉祥与上司吴佩孚关系不好。有一年，吴佩孚生日，依照常理而言，冯玉祥本应不理会他就是。可是，冯玉祥还是送了吴佩孚一个份礼物，上面写着“一坛老酒”。吴佩孚拆封一看：竟然是一坛清水。（参《北京文史资料》第45辑齐生《冯玉祥将军史料数则》）
刘纪文担任南京市长时期，有一些老百姓认为自己受了政府欺负，给冯玉祥写了许多上访的信，冯玉祥收集了许多这样的上访信。后来，刘纪文结婚办典礼，冯玉祥给他送了一个精致的礼盒。刘纪文打开一看，盒子里装满了这些上访信。刘纪文当场被气的浑身发抖。（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57页）
冯玉祥军中的《体操歌》，也是相当的雷人：
军人第一要习劳，
身体必须日日操，
吊背转回屈身上，
锻炼身体最为高，
一操百操再再操，
操来操去身体好。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92页）
冯玉祥的教导团，依照冯的规定，每天大清早，都要朝天打炮，轰隆隆，把周围方圆三十里居民吵醒。冯玉祥为何要这样扰民呢？冯是这样对部下解释的：“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是睡狮，睡着了的狮子，还不如一条狗呢，所以我每天放炮！把同胞们叫醒，这是一种爱国教育！”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冯玉祥驻扎开封的时候，倡导破除封建迷信，严禁卖淫嫖娼。他拆除了开封大大小小的寺庙，把和尚们给赶了出来。
冯玉祥还关闭了开封的各大妓院，“解放”了大批妓女。随后，冯玉祥竟然将这些被他赶了出来的和尚和妓女们一一配对，命令他们结婚。于是，开封的和尚和妓女们，就这样“被结婚”，过上了老百姓的小日子。（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4页
1938年春，冯玉祥身为国府大员，视察西安。西安军政当局为了拍马屁，老早就把仪仗队摆到了火车站，准备大张旗鼓、迎接冯玉祥，给他接风洗尘。冯玉祥的火车到了，旅客一个一个都下完了，火车也开走了，可是，就是不见冯玉祥的影子。他到哪里去了呢？接风人四处搜寻之后，猛地发现：此时的冯玉祥，竟然卑微地蹲在西安城门脚下的一个小贩粥摊里，正在津津有味地狂吃小米粥、窝窝头呢。（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57页）
李宗仁回忆录是这样描述冯玉祥的：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嗣后，黄埔毕业生曾有数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团军见习，不久悉行潜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风，实非一般现代军人所能忍受也）。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嫖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
陈公博评价冯玉祥道：
我对于冯先生充满古怪的印象，有人说他冬天穿上大兵的衣服，而里面统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走之后大嚼其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之时，有政府供给的华丽汽车不坐，而和士兵一同坐货车。有人说冯先生对于高级军官不客气，动不动打军棍和罚跪。这种印象都模糊而错乱，使我脑内描不出一幅冯先生的图画。我十七年在上海时候，郭春涛衔冯先生之命来见，曾送我一件老羊皮袍料，这是我们已往仅有的往来，但我在汉口之时的确对于冯先生没有很好的感想。我听见冯先生治军很严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那怕你年纪多老，也要随班上这堂早课。然而每次冯先生的代表来汉，无不大嫖大赌，他的参谋长每夜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五百元一底的麻将。我那时断定冯先生终久要失败的，因为桎梏人的性灵太厉害，部属只有作伪应之，相率而为伪，迟早必召崩溃。
提起冯玉祥这个名字，几乎与朴素二字是天然的结合， 一套粗布军服几十年穿下来， 还要配上粗粮、粗话以及大家看不见的粗瓷大碗。关于冯玉祥的粗瓷大碗，千家驹先生晚年有过回忆：
抗战期间， 冯玉祥在广西桂林乐群社请客，用的就是粗瓷大碗。据千家驹介绍， 这种粗瓷大碗是冯玉祥落难山西建安村时，专门在一个土窑厂里订制的。因为瓷器携带不方便，1933 年冯玉祥在山东泰山休养时便又让副官专门跑了一次山西，再度订制了一批粗瓷大碗运回来。而且， 每次出门在外，冯都要让人携带这些粗瓷大碗，千家驹行文到此不免感慨说：“土瓷价格虽廉，但加上副官的旅费、运费以及种种费用，实在比当地的精瓷器还要贵好几倍。而且战时交通运输困难，还要随身携带款待客人，以示俭朴，实在未免矫情过甚了。”
与此同时， 千家驹还回忆了另外一件事： 本来乐群社自己就备有厨师， 但冯玉祥为了让人们感到朴素的含义，就派人到外面去找山东籍的厨师过来做烧饼给大家吃，战时的桂林到哪里去找山东籍的厨师呢？可冯玉祥就能找到。不过， 这样一来，烧饼还能是烧饼吗？ 叫烧钱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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