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新加坡码头，一个福建小伙正蹲在货箱上啃冷馒头，他叫陈嘉庚。兜里揣着老爹留下的20万欠条，衣服补丁摞补丁，码头工头叼着雪茄，笑话他：“阿庚，你这辈子能还清债就不错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穷小子，后来不但还清了20万的欠款，还成了南洋首富。更没人想到，他会把亿万家产全部败得干干净净。

陈嘉庚接手老爹的米店时，店里就剩两袋发霉的糙米、讨债的天天堵门。这个26岁的年轻人狠下心来，白天在码头扛大包，晚上去橡胶园偷学手艺。有次被看守逮住，挨了三鞭子，他咧嘴笑：“您抽得好，这鞭子抽醒我了。”

1905年冬天，他光脚踩在烂泥地里割胶，别人割四小时就收工，他非得干满八小时。手指被胶刀割得见了骨头，裹块破布接着干。就是这股不要命的狠劲儿，五年后他的橡胶园从三亩扩大到3000亩。这个愣头青成了“南洋橡胶大王”。

可发了财的陈老板，抠门得吓人。西装穿十年不换，皮鞋补了八回，连茶叶都只买碎渣子。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的：“自卑感是推动进步的车轮。”这个穷小子把车轮碾进了血肉里。

1913年春天，陈嘉庚干了件让南洋炸锅的事。这个抠门鬼突然往老家汇了2万大洋，说要盖集美小学。合伙人老林气得摔茶杯：“你老家连条正经路都没有，盖学校给谁读书？”陈嘉庚蹲在账房里扒拉算盘，想起当年坐船下南洋的情景——满船300人会写自己名字的不到十个。他想起那些按红手印时发抖的手，把烟掐了：“从今往后，我每年赚的钱三成归教育。”

这下真成“败家子”了。1919年，厦门发大水，刚盖好的校舍塌了半边，他连夜发电报：“必须重建，加钢筋！”会计急得跳脚：“账上就剩买橡胶苗的钱了！”他眼皮都不抬：“先挪过来用，大不了我去借高利贷。”同年他把在新加坡的三栋房子抵押给银行，凑出400万银元创办厦门大学。

当时全国只有21所大学，福建连一所都没有。开学那天，教授们坐黄包车来报到，陈嘉庚却光脚在工地搬砖头。为了省钱，他把皮鞋卖了换黑板。1921年，他在福建建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集美学校有师范、航海、农林等专业，厦门大学有文、理、智、商四个学院。当时全中国能读大学的人不到十万，他给福建学子打开了大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立即行动。他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三年时间筹到四亿元。这些钱换成3000多辆卡车、50万件防毒面具、5000吨药品，全送到前线。最狠的是他把自己的产业全改了用途：橡胶园改产轮胎，罐头厂改做压缩饼干，连自家别墅里的铜把手都拆下来造子弹。

他甚至直接把新加坡的橡胶厂挂牌出售，卖厂的钱能买30万支青霉素。正如阿德勒所说：“真正的勇气是明知痛苦仍要前行。”这个拆了自家别墅的老头，带着南洋600万华侨捐出15亿军费。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把最后一点海外产业全卖了。当时他在南洋还有五家橡胶厂、两家罐头厂，换成钱全部投入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还有周边的铁路建设。国家要给他安排小轿车，他摆摆手：“不要，把钱省下来买显微镜。”他亲自盯着鹰厦公路建设，把每公里造价从18万元砍到13万元。施工队偷工减料被他发现，76岁的老头子拄着拐杖到工地骂人：“这条铁路是给子孙后代用的，你们要不要脸？”

回国后他住在集美学校八平米的宿舍里，把国家发的工资全买成教学设备。有次看到学生做实验没酒精灯，他把自己喝的老白干都捐了出去：“你们做实验比我喝酒重要。”

1961年陈嘉庚去世时，存折上只剩3.6元人民币。但他给新中国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财富——118所学校。其中厦门大学在1950年就有2000多名在校生，集美学校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现代航海人才。

正如阿德勒所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陈嘉庚燃尽亿万家产，点亮了整片东南海岸线。厦门大学现在有4万多名学生，位列国家“双一流”高校。集美学村占地十平方公里，涵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创办的集美航海学院，如今是中国三大航海院校之一。

陈嘉庚这辈子到底赚过多少钱？巅峰时期他在南洋有1.5万亩橡胶园，年利润相当于现在30亿元人民币。但这些钱全变成了福建的校舍、课本、实验室。有人给他算过账：如果当年不办学，他的后代现在能继承百亿家产。可他的子孙都在普通岗位工作，没人抱怨。老爷子临终前说：“留给你们的遗产都在集美学校的教室里。”

现在厦门大学每年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陈嘉庚纪念堂，看着那些发黄的账本、当票和卖房契约，学生们才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能让千万人改变命运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