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在“价值投资”身上的争议还在继续，但扛大旗的领军者已经准备悄然离开。
有人将其视为投资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将其历年的语录反复诵读，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再生父母，将自己投资的成功乃至人生的成功，都毫不吝啬地归功于这位未曾谋面的美国老头。
也有不少人——尤其是A股的投资者群体，很多都并不认可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以至于将价值投资视为某种骗局。原因无他，大概率是遵从其投资理念反而亏了钱，被深深套牢。
尤其是白酒，作为与中国价值投资者深度绑定的板块，其价格的涨跌几乎可以视为A股市场的“巴菲特指数”，虽然巴菲特本人从来没有买过中国的白酒股，即便是贵州茅台。
但不论是否认同价值投资，正反两方都无法否认，巴菲特的理念在投资世界中堪称经典。
经典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经”和“典”，价值巨大，却又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认知范围和理解能力。人们通常难以与这些晦涩难懂的经典直接接触，而是需要有一层中间人进行“释经”。通过释经者的解释，人们才能对其概念和意义有更多了解。
掌握了释经权的释经者，会不自觉地成为口传圣喻的“深宫内臣”，对于从外部接受信息、接受怎样的信息，有一定的决定权和权威性。在释经的过程中，讲经人会根据自身利益站位、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固定的经典进行变化的解释、分析甚至是调整，改变，以适应受众口味。
具体到巴菲特身上，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掌握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而其他人都只能如同盲人摸象一样去感受其思想、理念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一部分的理念在传播时，又不可避免地被各路讲经人融会了各式各样的复杂观念进去，于是曲解和误读就在所难免。
但我们不能因为巴菲特的投资思想被曲解了，就直接判定曲解者全都是错的，那将陷入了另一个方向的错误之中。毕竟巴菲特身处美国，而中国的投资者身处中国，双方的投资环境不一样，所投企业身处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机械照搬会遭遇理念和实际情况的冲突。
本质上，释经的过程是必需的，人们必须通过经典与现实的结合，最终完成对深邃理念的切身体会、理解和最终接纳。但不可避免的是，释经者在宣传时掺杂的各种错误观念甚至是主观恶意，都需要投资者以更加冷静、沉着的态度去进行甄别筛选，而不是一味盲从。
巴菲特出生于美国大萧条期间，成长于战争年代，进入社会和开始工作始于战后的重建和再发展，他亲历了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繁荣，再到如今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全过程。他本人将这个过程总结为“国运”，或者“相信美国”。
这个剧本是一个成功投资人的先天设定，任何人都无法将21世纪的中国套进这样的成长历程。中国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没有经历过一场世界大战，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完全由资本主导社会发展的商业社会。所谓“国运”这个说法本身，也需要更多的充实和完善。
投资是一种利益和立场的协调统一——将自己的资金注入某个商业机构中，获得其部分所有权，最终与这个商业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巴菲特的成功在于，他将自己手中掌控的资本，与整个美国近代史上最有能量、最有持续性发展能力的企业绑定到了一起，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想要在中国对这个过程进行复制，就必须面对巨大变数。
首先，中国与美国企业面对的竞争格局完全不同。不论是苹果还是可口可乐，在美国和全球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太多的竞争对手，或者竞争对手们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对这些企业构成实质上的威胁，巴菲特对这些企业的特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总结，但本质都是垄断。
中国企业，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始终难以真正超脱于竞争之外，无处不在的竞争消灭一切超额利润。没有超额利润，企业股价的上涨自然就失去了根基。
更为严重的是剧烈竞争的长期存在，这导致投资者对那些已经在赚钱的企业总会充满警惕，认为其现阶段获得的利润，必然会在较短的时间里被嗜血而来的竞争者吞噬殆尽。因此，中国那些原本可以成为优质价值投资对象的企业，只能以较低的市盈率等待各种利空因素的验证，最终形成系统性低估的局面，且无法破解。
这些情况放在苹果、谷歌、亚马逊身上并不成立。因为在中国之外的市场，这些企业确实难以真正被竞争对手所威胁，即便是同行竞对，也通常是以不同的生态位错位共存，如SHEIN、TEMU的出现，并不会让亚马逊的电商业务受到真正威胁，这与中国的高强度竞争环境完全不同。
其次，国情与文化决定着中国社会的上上下下对资本持续性做大做强都充满警惕。除了企业界和投资人群体，绝大多数人都乐于见到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体量的企业混杂竞争，最终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难以获得超额利润。
在如此压力之下，巴菲特定义的那种“国运”，始终难以在中国落实。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由大企业和金融资本任意塑造的社会，其超额利润也必然会因此受到限制。
学习巴菲特也许不难，但在中国特定的资本与社会环境下复制巴菲特，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白酒是中国式价值投资者结合中国实际能寻求到的一种最优解。即便是这个最优解，也难免被不断挑战，乃至于最终被证伪。这就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被部分人称为“骗”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价值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落地，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理解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才能真正获得一个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给出的答案是，结合中国实际，接受巴菲特对于低估值/安全边际的理解，忽略其根基是美国的“国运思维”，增加对科技股和成长股投资的成长性投资理念，放弃对垄断的执念，寻找更加宽广的市场——用成长性和空间感，尽可能消弭过度竞争和无法垄断造成的估值收缩。
以此为基础，抛砖引玉，相信会有更多人有能力，也有热情，探索出更加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投资经典，而不是如王明、博古和李德一样，在苏联学到了金科玉律，就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实际。
当人们陷入一种对“法”的偏执之后，不论是在投资，还是在生活中，都会更容易陷入困境。这并非对巴菲特科学投资理念的不尊重，而是我们必须远离原教旨主义，必须在经典结合实际的过程中，破除法执，不将自己的投资决策与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时代抽离开来。
对一代大师最大的敬意，是顺着他的手指，看到真正的月亮，而不是抓住他的手指，切下珍藏。
防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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